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财政政策有这么一段话：“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这段话究竟有什么含义呢？

　　去年国务院研究室提出的一个课题任务，就是有关减税降费问题的研究。我们基于课题任务对中国现在的税制跟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企业税制竞争力和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中欧增值税政策比较

　　中国的增值税政策是从欧洲学的，没有选择美国以所得税为主的政策。中国和欧洲的政策相比，从1994年至今有一项规定明显不同。欧洲规定，若企业当月销项大于进项即征税，销项小于进项则退税。中国采取的办法是，企业当月销项大于进项即征税，但销项若小于进项，中国不是退税，而是先记在账上，待此后有了销项再进行对冲，称之为留抵税款。从性质上讲，跟欧洲相比，中国的增值税留抵税款相当于企业给政府的预缴税款，或者说政府欠企业的债务。

　　过去，这一制度安排影响不太大，但现在有两个新情况，使其影响越来越严重，给企业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是“营改增”以后，除了机器设备之外，企业的基建工程也被纳入增值税范围，所以存在购进的税款。二是现在国家鼓励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发展，但是这类企业需要的投资基建规模、购买设备的规模比一般企业大得多，投资期和达产期也比较长，导致企业的这项负担相对来说很重。也可以说中国的增值税留抵税款制度，对国家现在鼓励的高科技重资产企业非常不利。

　　比如清华紫光在长江存储项目上投资1000多亿元，留抵税款上百亿元。企业要到市场上去借钱，当然要承担利息，等项目投产以后逐渐达到生产能力，要先把投产以后购进的原材料部分对冲掉，结余的资金再来对冲原来的留抵税款，这样一来，导致企业出现一笔借款还不上，最近有消息称大概2.9亿元没能按时还上。其实，政府欠企业的钱比这个金额要多得多。

　　这反映出，和欧洲相比，中国现在的增值税政策对一般制造业的支持力度还算可以，但这一税制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的支持力度就和实际需求有较大的差距，值得改进。

　　中美增值税政策差异

　　中国跟美国的税制相比，也有几项比较重要的差别。

　　比如，按美国现在的税制规定，所有企业购进机器设备不再执行折旧，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这相当于企业购买设备，政府给企业提供一项长期的无息贷款。所以，美国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规模最近上升很快。折旧就是让投资者回收自己投资的一个财务渠道，美国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不需要多年折旧的新税制规定，对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力度非常大。

　　再比如研发费用方面，按照中国2008年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企业的研发费用税前扣除原来是150%，也就是企业研发支出100元，计税时可以扣除150元，后来又提高到175%，以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看起来我们已经有进步，但是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200%、250%甚至300%，对于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也逐渐加大，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在扩大。

　　2018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是2.8%，中国是2.18%，由于中国的分母（GDP）较小，占比和美国看起来只相差0.7个百分点，但绝对值差出很多。美国2018年税制改革有一项政策是，美国企业在海外的利润如果汇回美国可以减税，最少可减60%，最多能减80%。这意味着，美国企业如果过去是35%的税率，现在只征收7%-14%。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个季度，美国企业有6000亿美元海外利润回到了美国。其中，4000亿美元被这些企业用于在资本市场上回购股票。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最近涨到3万点以上，企业大规模回购股票是重要原因之一，也说明企业有更多资金可用来发展。剩下2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全部投入研发。这还只是前三个季度的数据，已经达到3.8%。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中国跟美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现在中国提出来要进一步开放，鼓励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发展，实现进口替代，这中间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的税制竞争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最后补充一点，税制跟资产负债率也有关系，因为中国目前留抵税款的数量可达万亿数量级，如果这部分资金没有成为预缴税款，全国可以减少万亿数量级的企业“借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可以下降，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会比现在好，它们的股价就有可能上升。同时，减少了利息等融资成本，这对于企业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发展非常有利。

　　总之，中国还需要在企业税制改革上加大力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明确要促进科技创新，企业无疑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如果企业在科技创新上负担太重，对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会产生阻力。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把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得更快一点，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